宋代家具体系是中国高型家具体系的开端，宋画中家具体系全面反映了宋代家具基本面貌和整体体系构架。

　　2. 以生活方式转型为导向的中国高型家具体系在宋代定型，即宋代高型家具体系;

　　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宋代家具体系滋生的过程，很好地揭示了中国家具基因的发展规律。外化的内在动因是一个激活和孕育的过程，中国古典家具及其辉煌成就是一脉相承的。

　　宋画中家具体系下的每个家具图样不是孤立的形式，它代表这一名物相续形成某种特定之物的独特区别性特征，家具名物具有历史性的整体构成，画中的图像是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具体显现，一脉相承，承前启后。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对宋代家具以及中国古代家具史具有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宋代家具设计界也具有一定的应用和参考价值。“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希望彭喆能在该书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为传统家具的研究与传承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以宋画为主线，必赢app以古代文献为媒介，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细致的考索，成就为逻辑清晰细节丰满的叙事。又依凭自身特别具有的创制家具的优势，而以一己的艺术创作去感受和体验古代匠心与工艺，因使得诸多论述更为扎实可靠。

　　彭喆：这本书其实源自我的博士论文，起点是我对中国传统家具“活化设计”的思考。我们都知道，明清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的辉煌时期，但在当下，如何让明清家具“活化”，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价值，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更为深远的议题：即我们的家具文明如何得以保存和传承。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明清家具之所以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标签，其背后有着辉煌的历史沉淀和基因血统。然而，很模糊的是，或者我们一直希望搞清楚的是，明清家具的形制源头到底在哪里。

　　中国家具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有趣的。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席地而坐”的阶段，另一个是“垂足高坐”的阶段。明清家具属于后者，即“垂足高坐”的阶段。那么，追溯其源头，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始于宋代，甚至可以说是明代之前的中国高型家具体系。这便是我在研究中不断追问和探索的核心问题，也是在博士论文阶段开始变得愈发聚焦的学术课题。

　　彭喆：“宋代家具体系”这个概念的形成是一步步推导出来的。起初，我们并不知道宋代家具存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与明清家具不同，宋代家具的研究难点在于它没有保存下来的实物。由于历史悠久，再加上中国家具大多以木质为主，要保存上千年是非常困难的。而明清家具有庞大的实物体系，让我们可以直接触摸、研究，并总结出明确的体系。然而，宋代家具的实物非常稀少，这使得传统的实物考古学方法难以应用到宋代家具的研究中。这也是我在寻找明清家具源头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核心基础就是宋画。中国美术学院在视觉艺术与绘画研究方面有很强的优势，因此我们对绘画的理解和探究也非常深入。恰逢《宋画全集》的出现，我敏锐地发现其中蕴含了大量关于家具形制的信息。因此，我以宋代绘画中的家具形制以及相关文献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于宋代家具的文献资料库，从而为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意识到要动态的观察中国家具。例如，坐具在宋代家具体系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家具的一个类型，更是文化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研究宋代家具时，我们遇到了许多思维上的局限性。单纯从家具的形态和结构出发，容易陷入对形式美学的讨论。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宋代家具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功能，这也使得宋代变得格外特殊。

　　那么关键的契机在哪里呢？如何才能获得整体的把握呢？这不仅仅在于对家具形式的梳理，而在于我们将其与起居方式的变革联系起来时，会发现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这一阶段，正是中国文化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席地而坐，而到了宋代，已经基本转变为垂足高座。

　　这个转变让我在宋画中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宋代的家具大部分都已经呈现垂足高坐的形态。这意味着宋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完成了从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的转型。那么，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型必然需要一个相应的家具体系来支撑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宋代，形成了中国高型家具体系，它成为了此后中国生活方式的奠基点。由此，我们引申出“宋代家具体系”这一概念。

　　彭喆：我们知道，在面对社会大变革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广阔的国家，地理跨度大、人口数量多，那么如何通过一种统一的方式来应对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型，就显得尤为关键。要实现这种转型，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来支撑。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接受并运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转型也会变得相对统一。

　　在建筑领域，我们宋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营造法式》。它通过模数化的方式，规范了建筑结构的标准化生产，形成了理性化的建筑体系。与之相对应，在家具领域也必然存在一种类似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结体结构”，也就是模块化的家具体系。这种模块化的结构，能够通过相对统一的思维方式，满足不同生活需求和生活场景的搭建。无论人们身处何地，或者面对何种生活需求，都可以以相同的质量、规范和文化形式推行这一体系。

　　而这里的“场”指的是家具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家具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它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家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满足某一单一行为，而是形成了整体的生活场景。家具与家具之间存在联系，它们相互作用，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生活场域和生动叙事。这点在画中，就特别能说明。

　　彭喆：潜移默化地，这种观念都会存在于我的设计中。宋代家具的美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来源于画中，因此，画中的形象和现实中的形态有所不同。中国画讲究的是“象”，而在现实设计中，我们面对的是“形”。“形”和“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形是具体的尺寸、线条、弧度，是可以测量和规范的；而象则是一种内心感知的表达，是动态的、捕捉不到的，是相对的、抽象的，不以绝对的尺寸来定义。因此，当我们在宋画中观察家具时，看的不是它的形态，而是它所表达的象。

　　在现代生活中，如果直接按照宋画中的家具形态1：1的量度复制出来，反而会显得奇怪。所以我在设计中采用的是通过形去表达象背后的意义，所以要“以形悟象”，这对中国画艺术的理解要求很高。在“国美 218”的陈设设计中，这种观念贯穿始终。我并不只是单纯追求形的表达，而是关注内心美学的诉求，试图展现美院人的某种一贯的审美情态，所以里面的家具用的都是我们老师和校友的，心照不宣但共鸣聚在。

　　宋代家具的应用也有不同层次，最基础的层面也是接受最广的方式，是利用宋代的结体模块，这与当今的模数化设计非常相通。例如，在我设计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展厅时，展示家具和书房家具都是基于同一个家具模块的结构，衍生出了十几种不同功能的家具，同时形成了视觉上统一的形制系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模数化设计，也是一种建筑结构和家具语言的结合，最终达到了宋韵的效果。

　　彭喆：宋代家具美学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它对现代家具设计、室内装饰，甚至建筑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宋代家具的美学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不是固定形态的，而是一种“象”的表达，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宋韵”的体现。这种宋韵沉淀在人们的心中，通过不断的观察、追求和思考，逐渐与内心产生共鸣，最终与我们的心灵建设相连。

　　宋代家具的难点在于如何解读宋画中的家具形象。必赢app宋画中的家具看起来很美，但如果只是用单纯的数据去测量和还原，它在现实中会显得孤立和奇怪，因为它缺乏画中的场景和语境。家具的魅力在于它与宋人生活的环境、景观、人物，以及灯火阑珊的氛围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虚实相生的场景。

　　在《四景山水图》中，我们看到夏景和秋景中的家具反映了不同季节的情感和生活状态。夏天，人们坐在禅椅上，秋天则坐在榻上。这不仅反映了季节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内心状态的变化。如果没有这幅画，我们很难理解家具在不同场景中的情绪和韵味。

　　我的写作过程中，整篇文章的脉络是从家具延展到生活方式，再从家具探究到坐姿的改变，进而引发对生活方式变革的思考。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礼制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线索引导我们进一步扩展，探讨魏晋时期整个中国文化的大变革。

　　可以说，这种研究是从一个小的点，逐步延伸出一个跨越千年的宏大文化背景。这种视野的提升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只有在不断探寻、跨界，扩展自己的视野和维度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看清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在历史中的真实位置，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深刻历史内容。

　　彭喆，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学士，环境艺术专业硕士，中国古典哲学与艺术理论博士，德国斯图加特技术与艺术学院建筑学系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家”为核心的人文生活美学场景设计，研究特长为中国古典家具活化设计、文创产品设计、设计伦理研究，主张理论研究与艺术设计并重。